热门:“五一口号”、民主党派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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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号”的政治背景1948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正式召开了所谓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选出了总统和副总统。 在当天的选举中，蒋介石以“没有任何顾虑”的高票当选为所谓的“总统”。 对此，副总统选举被称为“混战”，有包括李宗仁、孙科、程潜、右任、莫德惠、徐傅霖在内的6名候选人。 4次投票相继举行，直到4月30日李宗仁很难获胜。 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为政治权力分赃时，中共中央为将来建设“新中国”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决定以发表口号的方式进一步表现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编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其中，第五条规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实现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主张表明中国共产党积极邀请广大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 当天，新华社正式进行了对外广播。 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发布了“五一口号”。 2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在对外正式发表“五一口号”的基础上，毛泽东于5月1日亲自写信给住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联合业务的沈默儒，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大体上实施 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制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已经成为必要，时机也成熟。 毛泽东的这封亲书，由当时在香港负责地下工作的潘汉年转交给了当时居住在香港的主要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1948年5月2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发表的《五一口号》为“避难所”和“统战中心”的香港抗战结束后，南京当局在其控制区域进一步加强了对共产党、民主主义者的镇压和排斥。 相比之下，港英当局治理的香港政治活动空间很大 在不直接损害英国政府好处的情况下，港英当局在某种程度上允许具有不同政治角度的报纸在港口出版，也废除了情报检查制度。 对于中国的内战，英国和香港政府对外有所谓的“中立大体”。 在此背景下，南下逃避南京当局骚扰和威胁的民主人士也在香港有避难所。 用当时香港总督葛量洪( alexander grantham )自己的话来说，香港是共产党交换新闻、资金和推广资料的中心。 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允许中国人自由出入的政策成为中国政党的优良避难所。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根据地产利用香港进行了隐蔽阵线的斗争，积极开展了对民主主义者的统一努力。 1946年9月以后，长期在隐蔽战线作战的潘汉年从中共中央转移到香港。 当时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中国共产党香港工业委员会领导的一贯性，杨琳说:“蒋介石完全打破面具进行和谈，发生全面内战，国民党迟早会赶走我们。 我们也打算再穿几年草鞋。 有些民主人士、文化人，还有我们的干部要到香港、东南亚一带避难，香港工委要好好安排。 第二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听取钱之光等人的事业报告时强调，成为香港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去党的干部，民主主义者也陆续去。 要钱的光带人去解放区沿岸口岸努力与香港建立联系。 然后钱光去烟台，大连办好了案子。 这为后来内地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多个民主人士移居香港和流亡，也为后来秘密护卫民主人“北上”解放区开办新政协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中央设立了属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局的香港分局，一方担任书记，将极有情报和统一战争经验的潘汉年从上海转移到香港，配合其展开，成立了以一贯为书记的统一战争委员会，与陆续转移到香港的民主党派无 先后来到香港的李济深、沈默儒、何香凝、朱学范、蔡廷亮、郭沫若、马述伦等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数百名民主人士建立和维持联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各界民主人士可以避免住在香港，香港也成为了新的统一战争中心。 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联系也引起过港英方面的关注。 例如，1948年初李济深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总督葛量洪考虑禁止民革在香港从事政治活动。 在《五一口号》发表之前，港英当局开始逐步改变对左翼和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宽容态度，开始采取更严厉的限制措施，例如取缔左翼和中国共产党共同举办的达德学院。 “五一口号”正式公布后，中国共产党香港分局在第一时间发布了自己主持相关信息的《华商报》，在香港引起了很大关注。 香港的民主各党派和民主人士不约而同地赞同和欢呼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五一口号”的各项主张。 1948年5月7日，毛泽东又为中国共产党中央起草了香港分局、上海局及潘汉年电，“中央在五一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其第一步是各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各民主党派 当然，这些是现在推广交换意见的时期，还没有到正式的决策和执行的时期。 你们可以利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与各诚实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在各方面反映电报告。 “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香港分局的支持和合作下，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陆续召开座谈会，就当时中国面临的新形势、新局面进行讨论，并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提案发表意见，各自的角度和观 以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为主旨的新政协运动在民主各党派和民主人士中迅速展开。 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包可( a.doak barnett )在1948年访问香港时，近距离注意过当时聚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 他认为这些党派的反蒋角度与中国共产党高度一致，积极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呼应。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通电，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五一呼吁”，1948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恢复电在香港的李济深、沈耀儒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 ”(同一天，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发了香港分局和潘汉年本人的电报，要求按照毛泽东复电的精神，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 然后，在住在上海和南洋的民主主义者中宣传关于新政协的讨论，向解放区咨询，欢迎共同进行准备。 接到回电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展开讨论协商。 比如当时蔡廷亮住在香港罗便道111号，李济深住在罗便道92号，彼此不远，经常来往。 接到毛泽东的回电后，蔡廷亮经常去李济深寓居，两人推心置腹，多次协商。 而且，为了征求各民主党派关于举办新政协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及北上交通等问题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的负责人一边访问各民主党派的首脑，一边真诚耐心地听取他们的具体意见。 另一方面召开座谈会，呼吁积极发言，集大成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报告。 根据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香港分局员工杨奇的回忆，当时的座谈会有两种。 一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香港分局、香港工委代表处方、潘汉年主办，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出席，每次10多人，会议地点一般在香港铜锣湾天后庙道4号4楼，李济深寓居举行。 另一个座谈会由中国民主同盟的周新民主办，人数众多，地点租用海湾孩子的一个单位的会议室，每次参加者约有30多人。 有时先以一个人的主题发言，然后讨论。 有时也邀请知名人士参加政治报告 无论哪个座谈会，主题都是当前的形势和新政协会议。 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毛泽东本人的要求，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先后召开了8次座谈会。 其中1948年6月30日的会议记录最详细，记者是香港工委的统一委员罗培元。 根据这个座谈会的记录，当时的座谈会讨论了五个问题:一、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时间问题。 二、关于新政协会议的地点问题三、关于参加会议者的范围、单位、个人问题四、关于第一届会议要处理的问题五、关于会议由谁召开的问题 会议上发言活跃，沈默儒、谭平山、马述伦、李章达、郭沫若、茅盾发言多次，有些问题大家意见不一致。 李济深当天有事请假，一贯委托他表达意见，他主张解放军占领平津后在北平举行。 李章达，谭平山不同意 另一方面，潘汉年除了就北上的交通问题征求建议和意见外，还没有就大家的发言发表自己的见解，只是证明了忠实地将每个人的意见反映到中国共产党中央。 从1948年9月开始，中国共产党中央安排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主义者的代表性安全，立即到达解放区，作出了周密的安排。 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华南分局、香港工委负责人方面、潘汉年、连贯性及钱光具体负责，华北局、东北局密切合作，前后持续近一年，大致分为南北进行。 其中，北线首先护送平、津、沪的民主人到河北平山县的李家庄，如符定一、吴晗、耀伯赞、田汉、胡锦之、费孝通、张东荪等都通过北线到达解放区。 南线是先把集结香港的民主人士送到东北解放区。 与北线相比，南线的数量增加，情况也多而复杂。 既要避免南京当局间谍的跟踪，又要警惕港英当局的监视。 为此，周恩来提出了“保密、谨慎、周到、安全”的八字方针。 到1949年3月，应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邀请，经过香港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科学家、作家及部分家族等已经有350多人。 由此可见，香港方面护卫着就业的成功。 《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民主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支持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通电和对毛泽东的复电民主党派活动对香港政局的长期影响，另外一个价值是，许多民主人士避免留在香港，因此客人 二战后，港英当局考虑在香港推进所谓的“政治改革”，效仿新加坡推进立法会选举。 随着“五一口号”的宣布，中国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迫在眉睫，葛量洪必须推翻以前制定的政改计划。 鉴于当时香港和中国全国的舆论气氛和人心背道而驰，他担心如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在香港推进市议会选举，左翼亲共乃至共产党势力很可能会成为赢得选举的“不自然局面”。 20世纪50年代初，葛量洪和香港行政局的官员认为如果实施市议会选举，“那是危险的方法”，左派议员占多数的可能性很高。 1952年10月20日，英国下院正式宣布放弃《香港政改计划》。 仅仅两天后，葛量洪在香港立法会议上特别重申了下院的这个决定。 在演说中，他坦率地说:未来将拒绝任何重大的政治改革提案。 此后，香港政治改革的议题从港英政府的议事日程到1980年代完全消失了。 回溯历史，20世纪40年代末香港为民主党派避免南京政府的压力，进一步重组势力的生存空间，为他们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的“拉力”是南京当局和排他性政治权威的“推力”，当时左倾的旅港民主党派更积极地接近革命力量，最终实现了从“中间派”向“民主党派”的历史性转变。 这种转变标志着民主党派完全放弃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求所谓的“中间路线”，自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共同创造了新中国的政治基础。 (作者是民革上海市委青年实务委员会主任、上海图书馆竞争情报部副主任、副研究员)相关链接:长按指纹一键关注原标题:《“五一口号”，民主党派和香港》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