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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陈鹤琴的往事,容易产生时代错乱感。

比如,他痛斥中国幼儿教育的三大病: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对幼稚园课程照抄照搬日本及欧美国家模式极其厌恶。他专门著文,提出适合中国国情和幼儿心理、教育原理、社会现状的15条主张。 又如,他对国人对幼儿教育的冷漠与无知痛心疾首,愤然来说:“养蜂有养蜂的做法,养猪有养猪的做法,惟独对于教养孩子,反而不如养猪养牛的重要。”“对于养孩子的做法,事前无准备,事后无研究,孩子的价值,还不如一只羊,或一头猪。” 要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中国尚处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候的中国,尽管形式上已进入共和国时代,但封建主义的影响仍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有着80%文盲的国度,孩子不过是家庭的“附属品”,大人们无知而又专制地看管着他们。对当时的中国人提起现代幼教理念,他们只会如同这个古老国家对未来的命运一样,感到茫然。 作为一名清华毕业的庚子赔款留学生,陈鹤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下教育硕士学位,在哥大攻读心理学博士期间应邀回国任教,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任心理学、儿童教育学教授,对幼儿教育有着深刻的认知。身处封建积习浓厚的中国,面对举国上下对幼儿教育的无知,他愤然说出:“父母对小孩子健全人格的形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人要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在他的两本专著《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中,他对儿童心理优势进行归纳,提出共计101条教导大体上。他说:“幼稚期(自生至7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什么习性、言语、技能、思想、态度、情绪都要在此时期打下一个基础,若基础打得不稳固,那健全的人格就不容易形成了。”他主张,家庭教育必需根据儿童生理与心理快速发展规律才能取得成效;要教育好儿童,首先要学会怎样做父母。

时代的错乱感体现在这些话的深刻含义中。

这位中国儿童心理学、家庭教育和幼儿园的开创者、被誉为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的先生,假如活到现在,面对满大街的蒙氏、诺贝尔、小哈佛冠名的幼儿园,面对收钱不菲的幼儿双语课程、各类所谓有趣培训班,面对一点地区的父母们依然采取近乎愚昧的方法养育子女,不知作何感想? 1923年,他在自己住宅的客厅里开办了一所实验幼稚园,自己亲任园长,聘请了2位教师,招收了12名儿童,开展儿童教育实验。他列出三大计划:建筑中国化的幼稚园园舍;改造西洋的玩具使之中国化;创造中国幼稚园的所有活动。这三大计划,如今国内幼儿园又实现几何? 为了寻求幼儿教育的科学化,他以自己的儿子做实验对象,从儿子出生的第一秒钟就开始了详细记录:出生2秒,开始大哭,延续10分钟,转为间歇哭;45分钟后,哭声停止,连续打6次呵欠,入睡;10小时后,撒第一泡尿……这种对儿子的成长发育过程的注意记录持续了808天,他将注意、实验结果分类记载,文案和照片积累了十余本,成为中国最早将注意实验做法运用于研究儿童身心快速发展规律的人。这种对事业的韧性和雕琢,我们现在是多了还是少了? 我们回顾教育家,往往最感慨的就是,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时代的课题,回答时代的召唤,投身时代的实践。正因为他们紧扣“时代”,所以他们的声音,可以成为历史的先声,他们的开拓,可以成为历史的开拓。 然而有时也会让我们羞愧。当先贤们在百年前说过的话,于今依然有着现实意义,我们不能不问自己一句:是他们太超前,还是我们太迟缓? 陈鹤琴去世后,人们在他的墓志铭上刻下他1935年写的一段话:“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无论贫富,无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快速发展。”

理想终将实现。

标题:“陈鹤琴:“大人要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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