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认识与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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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最新回答，是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丰富和发展。笔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改革、新常态和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对国内外宏观调控经验教训的总结。全面准确地理解供给方结构改革需要把握供给方、结构和改革三个关键。“供给方”指出方向，“结构”突出重点，“改革”抓住本质，理清方法。这三个关键词相互关联，辩证统一。

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1)供给侧结构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问题的必然要求。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正从“量”向“质”转变，即从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演变为如何以最高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更高层次、更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发展仍然是重中之重，但这里的发展质量和水平更高，这不仅意味着数量的扩大，而且意味着质量的提高。然而，中国理论界却表现出轻视甚至否定发展重要性的倾向。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提出，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更多样化、更高层次的供给不足，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问题的必然要求。

(二)供给方结构改革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目的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市场，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繁荣。这要求我们解决社会公平、社会正义和极端贫困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理论界有一种只关注市场而轻视市场道德约束的倾向，这种分化是市场竞争过程中的结果，是利用政府和国有体制来弥补和解决市场失灵的必要性。通过优化分配结构，供给侧结构改革可以实现社会公平，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3)供给侧结构改革是重塑中国发展优势，实现与自然、社会和世界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五个发展”的概念与供给方结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供给方结构改革是“十三五”规划编制和发展的思想灵魂。在这方面，我们的理论界有短视、片面和封闭的倾向。例如，在总结过去的发展得失时，发展与环境是对立的。人们认为，过去发展中的环境恶化是由发展带来的，是片面追求gdp的结果。为了追求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性被否定；在谈到创新和发展时，离开资本投资、投资和其他基本生产要素；当谈到对外开放时，我们应该想到“货币战争”，谈论零和游戏；当我们谈论激励机制时，我们只谈论如何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和降低成本，但我们没有谈论劳动保护和共享发展。这些观点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供给侧结构改革理论是对上述观点的修正。

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供给方结构性改革需要在经济理论框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来理解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分为潜在增长和实际增长。古典经济学以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在不同时期有所扩展，认为一个国家的潜在生产能力主要受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等供给方因素的影响。如果sa用于潜在增长，L用于土地，la用于劳动力，K用于资本，T用于技术创新，in用于系统，则潜在增长函数可以表示为sa=f(l，la，K，T，in)。实际增长是指实际产出的增长，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用s表示。实际增长不仅受潜在生产能力的影响，还受一定时期总需求的影响。如果用D作为总需求，它包括消费(C)、投资(I)和净出口(X)。实际增长函数可以表示为s=f(sa，d)，即s=f(l，la，k，t，in；c，I，x ).正常情况下，土地、劳动力、技术和制度环境等供给方因素在短期内相对不变，实际产出主要由总需求决定。短期经济调控政策往往更多地依赖于总需求的刺激。

从潜在增长和实际增长来看，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2000年左右):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需求大于供给。为了满足国内需求，通过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素价格改革和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促进了生产要素在供给方面的潜力，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供给满足需求的能力。第二阶段(2000-2008年左右):中国储蓄盈余迅速增加，并逐步走上出口导向型的国内储蓄平衡之路。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采取了扩大投资、扩大内需的短期调控政策来弥补外部需求的下降，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劳动力供给增加和劳动力成本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以及开放红利带来的传统优势，这为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储蓄资源——高储蓄，为第二、三阶段的出口和高投资提供了有利的资本条件。在经济增长的总功能中，第一阶段主要是供给方生产要素发挥作用，潜在生产能力迅速增加；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需求方发挥其力量，推动实际增长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接近增长潜力。因此，潜在增长和实际增长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种差异不仅是潜力和实现程度的差异，也是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的差异。同时，他们是统一的。潜在增长是实际增长的基础，实际增长是潜在增长的目标和动力。从长期趋势来看，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生产率水平的变量都是供给方生产要素，如制度、劳动力、资本、科技等。，但供给方和需求方是经济运行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都很重要，而在不同时期应该更加重视哪一方主要取决于经济运行的不同情况，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供求错配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此时，单靠需求侧管理很难走出困境，走向良性循环。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适时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加强供给面结构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全面跨越”，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也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供给方结构改革，关键是要把握“供给方、结构和改革”三个关键词

(一)供求矛盾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方面。从短期来看，当前经济运行中总供给不足、质量低下、供给对需求反应速度慢、反应机制不灵活、供给方退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并存，供需错配现象明显。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改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和满足需求的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进而解决经济运行中突出的结构性矛盾，都需要着眼于供给方面。从中期和长期来看，要实现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应该从供给方面做出努力。近年来，“三相叠加”、“新常态”和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需求结构上，由于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后续投资增长驱动力不足，内需面临瓶颈，全球出口见顶，外需下降，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单纯依靠刺激需求的政策收效甚微，因此迫切需要在供给方面提高生产要素的活力。通过加快培育新的动能，提升传统供给优势，发挥中长期潜在增长优势，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结构改革是当前改革的重点。结构性主要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个层次是体制和机制的结构性矛盾，即解决体制和机制中阻碍生产力发展和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结构性矛盾，而不是否定体制和机制的主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表明，中国已经形成的整体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框架是符合国情的，是完全正确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地方和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打破体制层面上阻碍生产要素、企业和市场清理的体制和机制障碍。这并不是对整个体系和机制框架的否定，更不用说彻底改造了。第二个层次是供求的结构性错配，即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企业市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现实中，一端是供应过剩、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另一方面，消费大量外流，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费尚未得到充分满足，2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没有住房，西部地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教育和医疗欠账。这种生产与消费的脱节和市场供求的结构性扭曲，反映了我国市场监管缺乏敏感性、政府监管不当，从本质上也反映了制度机制阻碍市场监管的问题。

(3)供给方结构改革的实质仍然是改革，它是系统的、全面的和战略性的。在政府和市场层面上，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应该主要通过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方式来厘清，这样市场才能真正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还应加强监管，优化服务，大力推进市场法制化进程，构建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行业、地区和部门之间自由、合理、有序流动，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在企业层面，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和完善市场环境，降低准入门槛，减少行政审批，完善破产重组制度，大力鼓励创新，企业可以充分竞争，优胜劣汰，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在个人层面，通过“双重创新”和“互联网+”激发创业精神、技能和创新精神，提高社会创造力。各级改革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取得最佳效果。

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供给方结构改革应该防止六种错误倾向

(a)供应方结构改革仅限于我们通常理解的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仅包括市场供求的结构性重合，即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结构性平衡和优化，还包括制度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面上是市场结构问题，实质上是制度机制问题。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并存、库存积压和短缺并存、重复建设和公共产品短缺并存，都反映了制度和制度的矛盾，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来解决。我国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在于制度机制。

(二)满足总量，轻视人均，轻视增长和发展潜力。必须充分认识到，进一步发展、扩大和加强总量仍然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却超过了90。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7万亿元，仅次于美国，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8000美元左右，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人均37000美元的水平。只有保持足够高的经济增长率，才能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逐步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等结构性问题，解决城市化、农民工和老龄化等现实问题。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下降，而是实际增长远远低于潜在增长的事实，因为我们轻视增长的重要性。因此，不可能简单地用供给方结构改革来反对经济总量的扩张。

(三)扩大投资作为强有力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而刻意回避。供应方结构改革被简单地理解为不可持续的需求方变量，例如短期需求刺激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没有客观和全面地理解投资在供求两端、在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以及在促进转型和升级方面的重要性(Aiji，净值，信息)。投资不仅是短期需求，也是长期供给。它是影响长期潜在增长和短期实际增长的关键变量，也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关键、最可调的变量。它在短期稳定增长和长期供应促进方面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在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的前提下，要实现投资规模最大化，因为只有扩大投资，才能促进增长、技术进步、创新、真正的市场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

(4)完全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任务归于政府，或者完全否定政府在其中应有的作用。推进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不是要建立新的计划经济，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应该避免计划经济的思维，防止行政干预的回归。同时，要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可以找到政府在其中的恰当定位和作用。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如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杠杆率过高、成本过高等，本质上与市场机制没有真正发挥有效作用有关。有必要通过改革开放行业准入并鼓励竞争。政府应确保和保持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要利用市场机制实现企业、劳动力和产品的清算，通过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解决结构性问题，使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e)供应方结构改革是需求管理的简单替代。目前，中国的供给面结构改革是多年来过分强调需求管理而忽视供给面的一次“修正”，但它不是对需求管理的全盘否定，也不是无需求的供给论。这一点可以借用权威人士的说法。我们“不实施需求紧缩。必须抓住供应和需求，但我们必须有明确的优先事项。目前，我们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要方向。”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信心不足、消费和投资收缩、供需失衡、不协调、错配将导致整个市场向内收缩，实际增长与潜在增长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价格机制失灵，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此时，主要矛盾是在需求方面，因此有必要启动市场，增强信心，振兴经济，通过加强需求管理来激活供求。

(6)将供应方结构改革视为新自由主义。在这一点上，Xi总书记说得很清楚:“我们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同，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有必要防止一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无论是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还是对制度变迁和政府有形角色的强调，还是中国特色的待解决问题，我们所谈论的供给方结构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或新自由主义都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应该深刻认识这种差异，避免供给方结构性改革在推进和实施中出现偏差，这将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新的风险。㈠

(作者是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市中心支行行长)

编者按:2016年9月2日至12日，本文作者受中国人民银行党委组织部的委托，参加了由组织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国家行政学院联合举办的“关于部局级干部推进供应侧结构改革的研讨会”。研讨会的与会者主要是副省(市)领导和NDRC分管省市的领导。本次研讨会学习内容丰富，理论联系实际，涵盖了供给方结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科技强国、提高供给质量、国际政治经济、民间投资等热点和难点问题。经过两周的学习，作者对供给侧结构改革有了更深的理解，特别是写了这篇文章，总结了自己的新认识和反思。